有人说，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出厂设置"，国家甚至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来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可是也有人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甚至近年还出现了一个词叫"爱国贼"，用以形容那些以爱国主义为手段，谋取个人私利的群体。
爱国主义教育各国都有，不过是方法、手段和侧重点不同罢了，从各国的主旋律电影就可以看出来。按理说"爱国主义"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了吧，可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今天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国家的多重含义
我们时常会看见"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这种说法，但同时也会看见"国家才七十多年就超越了国外几百年的发展"。到底是几千年还是几十年？我当然知道这里面是把"国家"的两个不同含义混用了，那什么是国家呢？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宗教、领土、政权或历史之社会群体。在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必须包含人口、领土、主权、政府这些要素。
所以，"五千年"指的是历史意义上的中国，"七十多年"指的是政权意义上的中国，既然国家有多重含义，自然爱国也有多重含义。那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国"的意义又是哪一种呢？
爱国的实质：对暴力的依赖与恐惧
一说到爱国的时候，就有人说，爱国首先要搞清楚是爱国家还是爱政府。这的确是个问题，正如前面所说，国家是有不同层面的意义的，也是由不同的部分有机结合而成的，可能我们的爱国，只是爱的其中一个层面、一个部分而已。
基督教有个概念叫"三位一体"，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唯一的上帝不同的位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国"也是三位一体的，爱国家、爱政府、爱执政党都是爱国这个概念的不同位格。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了，国家不等于政府，政府也不等于执政党，国家更不等于执政党了。请稍安毋躁，且听我慢慢道来：
如果我们说的"爱国"不是"爱政府"，那就会有逻辑矛盾出现。无论是语言、文化、种族、宗教、领土上来看，国家都不是最大的集合，也不是最小的集合。就以领土来说，比国家大的单位是"洲"，比国家小的单位是"省"，那我们为什么很少看到提倡"爱洲主义"和"爱省主义"呢？为什么爱小的省不能超过爱国，爱大的洲也不能超过爱国呢？
这就要分析"国"和"省"、"洲"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什么是国家具有而洲和省不具备或比较薄弱的？这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还有韦伯对国家的经典定义——"在一定疆域内成功垄断合法暴力使用权的政治组织"。也就是说，国家握有完整的暴力工具而洲、省没有（或较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就是爱暴力机关，自然也就是爱掌握暴力机关的政府和执政党了。
认同感的强弱，本质上来源于暴力威胁的远近。 为什么说"县官不如现管"？就是因为现管的暴力威胁更直接、更具体。人们对不同权力层级的情感，看似是文化认同或血缘纽带，实际上更多反映的是权力关系的亲疏远近。
即便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情感，表面上看是文化血缘的纽带，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如果单纯是文化血缘，他们的情感应该首先投向故乡的亲人，然后是故乡，最多到乡一级就差不多了。但很多海外华人对"国"的情感却超过了对这些更小单位的情感，这恰恰说明了他们期待的是国家暴力机关的保护——撤侨、领事保护、外交庇护等等。
也许有人会说，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也是爱国情感形成的重要部分，的确是这样，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最终都可以归结到暴力因素上。
文化认同的局限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同族群、不同地域往往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比如春秋时期的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就截然不同，对于楚人来说，对楚文化的认同远大于周文化，至今部分楚地人还说"不服周"呢。如果文化认同真的是爱国的主要动力，那么楚人应该更爱楚国而非统一后的中国才对。
超国家文化圈的存在：往大了说，东亚有个儒家文化圈，西方也有所谓的天主教国家，阿拉伯世界有伊斯兰文化圈。按照文化认同的逻辑，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力弘扬"爱儒家主义"、"爱天主集团"或"爱伊斯兰世界"呢？恰恰是因为这些文化范围内缺乏统一的暴力机关来整合和维护这种认同。
历史记忆的选择性：所谓的历史记忆，往往是被有意识地构建和选择的。同样的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这种记忆的塑造和传播，本身就需要强大的权力机器来推动和维持。
所以，我们通常提倡的"爱国"，本质上就是对暴力机关的依赖和敬畏，也就是所谓的爱政府。如果抛开这个意义上的爱国，所谓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情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也就和爱家乡、爱儒家文化、爱天主教信仰差不多而已——都是自然而然的情感倾向，但不足以构成一种需要特别强调和教育的政治情感。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的解体。 苏联存在时，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人人都"爱苏联"——不管这种爱源于依赖还是恐惧。可苏联解体之后，就再也没人"爱独联体"了——尽管人几乎还是那些人，地几乎还是那些地方，连文化和历史记忆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唯一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掌握暴力机关的组织变了。
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所谓的"爱国"情感，与其说是对土地、文化或民族的眷恋，不如说是对特定权力结构的反应。 当权力结构消失时，那种被称为"爱国"的情感也随之烟消云散，这难道不是对"爱国本质就是爱暴力机关"这一论断的最好证明吗？
为什么会爱暴力机关
为什么我们会对暴力机关产生情感依附呢？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反直觉——按常理说，人们应该对暴力保持警惕和距离才对。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看似矛盾的情感其实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基础。
首先是利益考量。 暴力机关能够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提供安全保护，甚至在某些时候帮助我们获取利益。就像一个强有力的保镖，虽然他本身具有危险性，但只要他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就会对他产生依赖和好感。国家的军队、警察、法院等暴力机关，正是以这种方式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它们承诺保护"好人"，惩罚"坏人"。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恐惧机制的作用。 当一个人长期处于暴力威胁之下时，任何来自威胁源的善意举动都会被无限放大，产生强烈的感激之情。这在心理学中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极致的恐惧中，哪怕是一点点的小恩小惠，都足以让人产生类似于爱的情感。
这种心理机制在政治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权力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时，民众对权力的任何温和表现都会产生过度的感激。一个小小的减税政策，一次象征性的亲民活动，一句看似关怀的话语，都可能引发巨大的情感反响。这不是因为这些举动本身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在绝对权力面前，人们的期望值被压得极低，任何超出最坏预期的表现都显得珍贵。
社会心理学还告诉我们，认同强者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这源于进化过程中的生存策略——依附强者能够获得保护，提高生存概率。在现代社会，这种本能转化为对权力的崇拜和对强国的向往。人们会不自觉地为自己国家的强大而自豪，为自己与强者的关联而获得心理满足，哪怕这种关联在现实中可能微不足道。
更重要的是，暴力机关往往掌握着叙事权。它们不仅拥有物理上的强制力，还拥有定义"正义"、"邪恶"、"爱国"、"叛国"的话语权。通过教育、媒体、文艺作品等途径，它们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情感倾向。在这种持续的叙事建构下，对暴力机关的爱就被包装成了对国家、对民族、对正义的爱，变得崇高而不容质疑。
所以儒家才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戎"是暴力，"祀"是叙事——掌握了暴力和叙事权的组织，就掌握了一切。这句两千多年前的古话，道出了权力运作的永恒真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倾向。 不是人变了，而是利益结构和恐惧来源变了。当新的暴力机关取代旧的暴力机关时，人们的"爱国"情感也会相应地转移，这并不是道德品质的问题，而是人性的正常反应。
如何理性地爱国
正是由于通常所说的“爱国”来源于对暴力的依赖和恐惧，所以我们在讨论这种维度下的“爱国”的时候，要分清自己在国家中是什么身份和地位。
如果对国家的爱来源于依赖和保护，那这种爱是健康的、良好的，如同大多数人对父母的爱一样，你可以大声地表达你的爱。如果国家有不足的地方，我们要想办法帮助它改良，使它变得更好，更能保护我们。我们也千万不要用民粹去挟持它，让它去剥夺别人的合法利益来肥己，因为我们并不特别，如果国家能随意剥夺别人，自然这种事情也会落到自己头上。
如果你的爱来源于恐惧，而你仅仅只是斯德哥尔摩绑架事件中的人质，为了活下去，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都可以理解，毕竟在法律上也有个术语叫做"紧急避险"。但是千万别忘却本心，千万别违心的话说多了自己都相信了，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善这种处境。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描述的。现实中，我们对国家往往既有依赖，也有恐惧，这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理性的做法是努力帮助国家保持和强化那些让我们产生依赖感的部分，同时推动改善那些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方面。
如果每个人都能以这样的态度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国家终会朝着大多数人期望的方向发展。 毕竟，政治本身就是一门关于利益博弈与理性妥协的学问，需要的不是极端的立场，而是建设性的参与和持续的努力。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者
国家永远需要爱国者，也永远不缺乏爱国者。有人说："中国人中有最真诚且不自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在最崎岖处接引这个民族渡过一切苦海的纤夫。"，也有一句据说是基辛格的话：“中国总是被他们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但我不希望我所处的时代出现名垂青史的爱国者，因为这种爱国者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国家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外来的暴力即将在这片土地肆虐。
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被后世传颂的爱国者，无一不诞生于国难当头的时代。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出现在楚文化即将被暴秦吞噬的时候，民族英雄文天祥出现在神州陆沉的时候，祖逖闻鸡起舞是在五胡乱华之际，岳飞精忠报国是在靖康之耻之后，李定国转战西南是在明朝覆灭之时。他们的光辉固然照亮了历史，但他们的出现本身就是时代的悲剧。
有幸生在和平年代，并且恰逢国家蒸蒸日上的我们，其实并不需要成为那种悲壮的爱国者。 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对国家的发展有建议时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表达出来，这就足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爱国者了。
真正的爱国，不是在键盘上的慷慨激昂，不是对他人的道德绑架，更不是盲目的狂热崇拜。 而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在日常生活中恪守法纪，在公共事务中理性参与。这种朴素而踏实的爱国方式，或许不够壮烈，但却是和平时代最珍贵的品质。
认清爱国情感背后的功利性和现实性，远比沉浸在浪漫的想象中更有意义。只有理解了爱国的真实动机，我们才能更理性地处理这种情感，既不盲目狂热，也不虚伪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