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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另一篇《我的"世界观"》并非论述"世界观"而是探讨世界本原一样,这篇文章也不是讲通常意义上价值取舍的"价值观",而是关于人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爱与归属)、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从低到高逐级排列,通常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相对满足后,人们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一般而言,满足的需求层次越高,实现的自我价值就越高。

我先不谈自身价值,而是想说人的社会价值。人的社会价值,或者说人在群体中的价值取决于什么?我认为,人的价值体现在取代你的难度。家庭如此,单位亦如此,包括我们通常说的"沉没成本"也是这个道理。一般来说,在父母那里取代你的难度是最大的,所以你在父母眼中价值最高。说得残酷一点,同样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失独家庭的痛苦要大于多孩家庭,正是因为独生子女的不可替代性太高。多孩家庭也会痛苦,但可能会想"幸好还有某某"。所以就家庭而言,子女在父母心中是最重要的,反之则不然。当父母抚养子女成人且不再能提供助力时,在子女心中几乎就剩下情绪价值了,很多时候父母即使去世,对子女的影响也有限。配偶就更不用说了,"人尽可夫"这个成语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人人都可以是你的丈夫,可父亲只有一个。所以很多时候夫妻往往仅仅是利益、子女等关系的绑定,一旦绑定因素消失或外力过大,分崩离析在所难免。

在工作单位也是如此。如果在单位有你不多、无你不少,那你在单位也肯定没什么地位。所以我们在单位也不要瞧不起那些关系户,说不定他们的价值比你这个"牛马"高多了。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价值来源于不可替代性,那不可替代性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你的"建设性",即成事的能力;二是你的"破坏性",即败事的能力。简单地说,价值 = |建设力| + |破坏力|。你没有看错,是绝对值,也就是说破坏力并不会降低你在群体中的价值,反而会提高你的价值。从一句俗话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小孩是没有什么建设力的,“有奶吃”就是因为哭闹的孩子破坏性太大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破坏力的系数可能还要更大一点,毕竟很多时候破坏力的效果立竿见影,而建设力由于时效性原因不太容易直接显现,所以经常会有"裁员裁到大动脉"的情况出现。

因此我们要在单位体现自己的价值,不光要有做事的能力,也要有"坏事"的能力,只会傻傻地做"牛马"是没有前途的。我也是工作了好久才懂得这个道理,当初的我也是认为只要好好的干总会有人看见我的努力和能力,后来才知道不是这样的。其实现实中也有很多的例子,比如美国大选时,总统热衷拉票的不是基本盘,而是摇摆州。摇摆州的票数并不多,但破坏性够大,所以统战价值就出来了。再如在多民族国家里,一些人口规模不大的少数民族,却常常被中央政府格外重视和"安抚",原因就是他们一旦"反水",可能造成地区分裂或动荡,破坏力极大,所以统战价值很高。再比如某些"恐怖分子"和"黑客组织",他们并不能"建设"什么社会价值,但由于具备强大的破坏能力(制造恐怖袭击、瘫痪网络),往往逼迫一些国家或企业给予让步,甚至被"招安"或"收编"。

在工作中,有些人在单位里工作量不大,甚至能力也不是最强,但他掌握了某些关键资源或信息(比如财务口令、核心客户关系、研发代码)。如果他离职或故意"闹事",可能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这时候,他的"破坏力"反而成为他在单位的价值来源。而有些关系户本身工作贡献有限,但他们背后有"关系网"。如果公司得罪了他们,不仅少了一个人,还可能得罪整个关系网络,甚至影响资源和审批。这种潜在的破坏力,使得他们的存在变得"不可替代"。从这些例子都可以看出,很多时候破坏力在价值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大于建设力。

下面再来说说个人价值。人其实从来都认不清自己,比如会美化过去的自己,也会对未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大多数人对集体的意义就在于保持基因的多样性,也许某一天环境发生改变,你的基因正好适合这个环境,从而保持族群的繁衍。虽然残酷,但也是事实,我们进行植物保护和动物保护的目的也在于此。

我是一名职业中学的老师,感觉学生一届不如一届,教学内容一年比一年简单。要从我的学生来看的话,社会应该是退步的,但社会却在一年年进步,这说明社会的进步和这些人的关系不大。当然我的学生中也有人发展很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总体趋势如此。我也知道一届不如一届的原因主要在于普高扩招导致我们生源质量不如以前,但筛选后留给我们的这些人,可能最大的价值就是保持基因的多样性吧。

所以在追求社会价值无望的时候,不妨回到自身,满足自身的需求。就算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最低的生理需求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比如声色犬马,再比如酒色财气。人自称高等动物,但也不敢说自己不是动物。动物有什么特点?雄性天生希望和更多的雌性交配从而使基因尽可能延续下去,所以人类会用"冠姓权"、"责任感"等来规训男性。而雌性想给更强的雄性生儿育女,就算这个雄性不想养孩子,雌性也会想办法找愿意和自己养小孩的雄性一起生活。这些都是动物的本能,也没什么好羞耻的。做不成人,我做回动物不行吗?真的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你以为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其实不然。从基因上说,可能你的每个基因片段都存在于别的个体身上。就进化论而言,基因只是尽量把自己传下去,但并不在乎是谁传下去的,所以进化的单位从来都是族群而不是个体,因此只有永生的族群而没有永生的个体。

所以人的价值是什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好好地活着就是最大的价值了,无论是对于父母、子女、配偶,还是对于单位、国家、族群。毕竟自己相对于别人的不可替代性有多大,自己心里清楚。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为自己而活,那么马斯洛的五层需求还是很有意义的,尽量去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实现更高的个人价值吧。如不能,停留在自己够得着的层次又有何不可?毕竟,"无可无不可"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很高的评价了。

有人说,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出厂设置",国家甚至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来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可是也有人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甚至近年还出现了一个词叫"爱国贼",用以形容那些以爱国主义为手段,谋取个人私利的群体。

爱国主义教育各国都有,不过是方法、手段和侧重点不同罢了,从各国的主旋律电影就可以看出来。按理说"爱国主义"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了吧,可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今天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国家的多重含义

我们时常会看见"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这种说法,但同时也会看见"国家才七十多年就超越了国外几百年的发展"。到底是几千年还是几十年?我当然知道这里面是把"国家"的两个不同含义混用了,那什么是国家呢?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宗教、领土、政权或历史之社会群体。在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必须包含人口、领土、主权、政府这些要素。

所以,"五千年"指的是历史意义上的中国,"七十多年"指的是政权意义上的中国,既然国家有多重含义,自然爱国也有多重含义。那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国"的意义又是哪一种呢?

爱国的实质:对暴力的依赖与恐惧

一说到爱国的时候,就有人说,爱国首先要搞清楚是爱国家还是爱政府。这的确是个问题,正如前面所说,国家是有不同层面的意义的,也是由不同的部分有机结合而成的,可能我们的爱国,只是爱的其中一个层面、一个部分而已。

基督教有个概念叫"三位一体",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唯一的上帝不同的位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国"也是三位一体的,爱国家、爱政府、爱执政党都是爱国这个概念的不同位格。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了,国家不等于政府,政府也不等于执政党,国家更不等于执政党了。请稍安毋躁,且听我慢慢道来:

如果我们说的"爱国"不是"爱政府",那就会有逻辑矛盾出现。无论是语言、文化、种族、宗教、领土上来看,国家都不是最大的集合,也不是最小的集合。就以领土来说,比国家大的单位是"洲",比国家小的单位是"省",那我们为什么很少看到提倡"爱洲主义"和"爱省主义"呢?为什么爱小的省不能超过爱国,爱大的洲也不能超过爱国呢?

这就要分析"国"和"省"、"洲"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什么是国家具有而洲和省不具备或比较薄弱的?这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还有韦伯对国家的经典定义——"在一定疆域内成功垄断合法暴力使用权的政治组织"。也就是说,国家握有完整的暴力工具而洲、省没有(或较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就是爱暴力机关,自然也就是爱掌握暴力机关的政府和执政党了。

认同感的强弱,本质上来源于暴力威胁的远近。 为什么说"县官不如现管"?就是因为现管的暴力威胁更直接、更具体。人们对不同权力层级的情感,看似是文化认同或血缘纽带,实际上更多反映的是权力关系的亲疏远近。

即便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情感,表面上看是文化血缘的纽带,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如果单纯是文化血缘,他们的情感应该首先投向故乡的亲人,然后是故乡,最多到乡一级就差不多了。但很多海外华人对"国"的情感却超过了对这些更小单位的情感,这恰恰说明了他们期待的是国家暴力机关的保护——撤侨、领事保护、外交庇护等等。

也许有人会说,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也是爱国情感形成的重要部分,的确是这样,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最终都可以归结到暴力因素上。

文化认同的局限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同族群、不同地域往往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比如春秋时期的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就截然不同,对于楚人来说,对楚文化的认同远大于周文化,至今部分楚地人还说"不服周"呢。如果文化认同真的是爱国的主要动力,那么楚人应该更爱楚国而非统一后的中国才对。

超国家文化圈的存在:往大了说,东亚有个儒家文化圈,西方也有所谓的天主教国家,阿拉伯世界有伊斯兰文化圈。按照文化认同的逻辑,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力弘扬"爱儒家主义"、"爱天主集团"或"爱伊斯兰世界"呢?恰恰是因为这些文化范围内缺乏统一的暴力机关来整合和维护这种认同。

历史记忆的选择性:所谓的历史记忆,往往是被有意识地构建和选择的。同样的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这种记忆的塑造和传播,本身就需要强大的权力机器来推动和维持。

所以,我们通常提倡的"爱国",本质上就是对暴力机关的依赖和敬畏,也就是所谓的爱政府。如果抛开这个意义上的爱国,所谓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情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也就和爱家乡、爱儒家文化、爱天主教信仰差不多而已——都是自然而然的情感倾向,但不足以构成一种需要特别强调和教育的政治情感。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的解体。 苏联存在时,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人人都"爱苏联"——不管这种爱源于依赖还是恐惧。可苏联解体之后,就再也没人"爱独联体"了——尽管人几乎还是那些人,地几乎还是那些地方,连文化和历史记忆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唯一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掌握暴力机关的组织变了。

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所谓的"爱国"情感,与其说是对土地、文化或民族的眷恋,不如说是对特定权力结构的反应。 当权力结构消失时,那种被称为"爱国"的情感也随之烟消云散,这难道不是对"爱国本质就是爱暴力机关"这一论断的最好证明吗?

为什么会爱暴力机关

为什么我们会对暴力机关产生情感依附呢?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反直觉——按常理说,人们应该对暴力保持警惕和距离才对。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看似矛盾的情感其实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基础。

首先是利益考量。 暴力机关能够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提供安全保护,甚至在某些时候帮助我们获取利益。就像一个强有力的保镖,虽然他本身具有危险性,但只要他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就会对他产生依赖和好感。国家的军队、警察、法院等暴力机关,正是以这种方式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它们承诺保护"好人",惩罚"坏人"。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恐惧机制的作用。 当一个人长期处于暴力威胁之下时,任何来自威胁源的善意举动都会被无限放大,产生强烈的感激之情。这在心理学中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极致的恐惧中,哪怕是一点点的小恩小惠,都足以让人产生类似于爱的情感。

这种心理机制在政治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权力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时,民众对权力的任何温和表现都会产生过度的感激。一个小小的减税政策,一次象征性的亲民活动,一句看似关怀的话语,都可能引发巨大的情感反响。这不是因为这些举动本身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在绝对权力面前,人们的期望值被压得极低,任何超出最坏预期的表现都显得珍贵。

社会心理学还告诉我们,认同强者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这源于进化过程中的生存策略——依附强者能够获得保护,提高生存概率。在现代社会,这种本能转化为对权力的崇拜和对强国的向往。人们会不自觉地为自己国家的强大而自豪,为自己与强者的关联而获得心理满足,哪怕这种关联在现实中可能微不足道。

更重要的是,暴力机关往往掌握着叙事权。它们不仅拥有物理上的强制力,还拥有定义"正义"、"邪恶"、"爱国"、"叛国"的话语权。通过教育、媒体、文艺作品等途径,它们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情感倾向。在这种持续的叙事建构下,对暴力机关的爱就被包装成了对国家、对民族、对正义的爱,变得崇高而不容质疑。

所以儒家才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戎"是暴力,"祀"是叙事——掌握了暴力和叙事权的组织,就掌握了一切。这句两千多年前的古话,道出了权力运作的永恒真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倾向。 不是人变了,而是利益结构和恐惧来源变了。当新的暴力机关取代旧的暴力机关时,人们的"爱国"情感也会相应地转移,这并不是道德品质的问题,而是人性的正常反应。

如何理性地爱国

正是由于通常所说的“爱国”来源于对暴力的依赖和恐惧,所以我们在讨论这种维度下的“爱国”的时候,要分清自己在国家中是什么身份和地位。

如果对国家的爱来源于依赖和保护,那这种爱是健康的、良好的,如同大多数人对父母的爱一样,你可以大声地表达你的爱。如果国家有不足的地方,我们要想办法帮助它改良,使它变得更好,更能保护我们。我们也千万不要用民粹去挟持它,让它去剥夺别人的合法利益来肥己,因为我们并不特别,如果国家能随意剥夺别人,自然这种事情也会落到自己头上。

如果你的爱来源于恐惧,而你仅仅只是斯德哥尔摩绑架事件中的人质,为了活下去,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都可以理解,毕竟在法律上也有个术语叫做"紧急避险"。但是千万别忘却本心,千万别违心的话说多了自己都相信了,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善这种处境。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描述的。现实中,我们对国家往往既有依赖,也有恐惧,这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理性的做法是努力帮助国家保持和强化那些让我们产生依赖感的部分,同时推动改善那些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方面。

如果每个人都能以这样的态度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国家终会朝着大多数人期望的方向发展。 毕竟,政治本身就是一门关于利益博弈与理性妥协的学问,需要的不是极端的立场,而是建设性的参与和持续的努力。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者

国家永远需要爱国者,也永远不缺乏爱国者。有人说:"中国人中有最真诚且不自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在最崎岖处接引这个民族渡过一切苦海的纤夫。",也有一句据说是基辛格的话:“中国总是被他们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但我不希望我所处的时代出现名垂青史的爱国者,因为这种爱国者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国家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外来的暴力即将在这片土地肆虐。

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被后世传颂的爱国者,无一不诞生于国难当头的时代。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出现在楚文化即将被暴秦吞噬的时候,民族英雄文天祥出现在神州陆沉的时候,祖逖闻鸡起舞是在五胡乱华之际,岳飞精忠报国是在靖康之耻之后,李定国转战西南是在明朝覆灭之时。他们的光辉固然照亮了历史,但他们的出现本身就是时代的悲剧。

有幸生在和平年代,并且恰逢国家蒸蒸日上的我们,其实并不需要成为那种悲壮的爱国者。 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对国家的发展有建议时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表达出来,这就足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爱国者了。

真正的爱国,不是在键盘上的慷慨激昂,不是对他人的道德绑架,更不是盲目的狂热崇拜。 而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在日常生活中恪守法纪,在公共事务中理性参与。这种朴素而踏实的爱国方式,或许不够壮烈,但却是和平时代最珍贵的品质。

认清爱国情感背后的功利性和现实性,远比沉浸在浪漫的想象中更有意义。只有理解了爱国的真实动机,我们才能更理性地处理这种情感,既不盲目狂热,也不虚伪造作。

摘要: 本文探讨了一种将宇宙视为计算机模拟的哲学观点。作者从"缸中之脑"思想实验出发,论证了我们生活在模拟世界的可能性及其合理性。文章运用计算机科学原理重新解释了多个物理现象:量子的离散性被视为计算单位的限制,量子不确定性类比为"按需渲染",光速不变原理反映了系统处理速度的上限,暗物质则被解释为"弹性云主机"的资源分配。作者还将某些数学中的"错误"求和与物理实在联系起来,提出了对前世今生、占卜预测等传统玄学现象的技术解释。文章最终探讨了这种思考的意义,认为即使这种世界观无法被证实,思考本身也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表达。

对于我们的世界(或者说宇宙)是如何运行的,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理论来描述它:相对论描述大尺度的运动规律,量子理论解释微观世界的奥秘,大爆炸假说勾勒宇宙的生灭轮回……然而,科学虽能告诉我们宇宙"如何"运行,却难以回答"为何"如此运行。毕竟"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类不太可能彻底洞察宇宙的终极奥秘。这时候,哲学乃至神学便需要登场了(严格说来,神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在我看来,哲学的意义恰在于当科学无法解释这个世界时,它能提供一种相对自洽的描述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具有不可证伪性,而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压缩哲学的解释空间,从而倒逼哲学的演进。

对于宇宙为什么呈现如今的样貌,有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解释叫做"人择原理":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证明了世界必须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世界不是这样,就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这听起来像在耍无赖,却又让人无从反驳。但我认为这种认知毫无意义,还不如"存而不论",正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

缸中之脑与模拟现实

哲学中有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叫"缸中之脑":一个人的大脑被邪恶科学家从身体中取出,置于盛有营养液的缸中,通过计算机连接神经末梢,持续输入模拟现实世界的感官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大脑会误以为自己仍生活在真实世界中。那么,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缸中之脑呢?

若感官信号可被完美模拟,人类便无法区分真实与虚幻。类似的思想古已有之——庄周梦蝶的困惑,印度教中"摩耶"的概念,都在探讨现实的本质。而在千禧年代,《黑客帝国》系列电影更是将这一哲学命题推向了大众视野。

基于这个思路,有人进一步提出:我们的世界本身就是模拟的。这个观点不仅提供了大量"证据",还能解释许多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作为一个物理系出身、爱好数学、后又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人,我几乎是本能地被这种观点所吸引。

模拟说的逻辑基础

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具备模拟意识世界的能力,也会大量运行这种模拟。人类出于对自身发展的好奇和对未知的恐惧,必然会走向这条道路。《我的世界》等沙盒游戏的流行便是最好的例证。

随着模拟的"套娃"出现,模拟世界的数量将呈指数增长,远远超过真实世界的数量。因此,我们恰好处于真实世界的概率趋近于零。这一点倒是与宇宙学的一个观点不谋而合:根据宇宙中恒星的数量和产生文明的概率计算,地球是唯一具有文明的星球的可能性同样为零。马斯克据此宣称:"我们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概率不到十亿分之一。"

用模拟说重新解读物理世界

"模拟说"能够为许多物理现象提供全新的解释视角。

量子的离散性:世界为什么是离散的?时间和空间为什么不能无限细分?为什么我们无法研究普朗克尺度以下的物理世界?如果一切都是模拟的,答案就显而易见了:我们所能研究的最微观尺度,只能是宿主机为我们分配的最小单位。更小的尺度属于宿主机的范畴,我们当然无法感知。

量子不确定性:这可以理解为计算机的"按需渲染"机制。就像游戏引擎只加载可视区域的数据一样,在虚拟世界中,如果无人进入(观察)某个场景,那么这个场景并不真实存在,只存在生成该场景的函数。当有人进入(观察)时,才会调用函数,生成(量子坍塌)具体的场景。这是节约计算资源的常用方法。

光速不变原理:这可能反映了虚拟机速度的硬件限制——它不可能超过宿主机的最大处理速度,而这个限制就是我们世界中的光速。在狭义相对论中,当速度接近光速时会出现时钟膨胀、长度收缩、质量增大等现象。这些表现像什么?像极了系统资源耗尽时的反应——简单说,就是"卡了"。

暗物质假说:宇宙学家根据重力效应推测存在大量暗物质和暗能量。如果世界是虚拟的,这说明我们的"系统管理员"(姑且称为"上帝")为我们部署的是一台"弹性云主机"——当资源不够时,系统会弹性分配更多资源来维持运行。从这个角度看,根本不需要什么神秘的"暗物质"。

数学与计算机的微妙呼应

一些在数学上"错误"但在物理学上成立的例子,似乎也在暗示着"模拟说"的可能性。

我曾在知乎回答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说 1 + 2 + 4 + ... + 2^n + ... = -1?从数学角度看,这显然是错误的——无限等比数列的求和公式仅在 |q| < 1 时收敛。但这个式子却有现实意义:在计算机的补码系统中,8位的-1表示为255(恰好是前8项的和),16位的-1表示为65535(前16项的和)……

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模拟的,那么看来"上帝"给我们模拟的是一台字长为阿列夫零的计算机。从这个角度看,在"上帝"所在的世界里,P=NP问题可能是成立的。

另一个例子是 1-1+1-1+... = 1/2 这个求和。从数学上看同样不收敛,但从概率学角度,它一半的可能是0,一半的可能是1,所以数学期望确实是1/2。更有趣的是,这个求和能完美描述光的双缝干涉实验:你去观察(计算)它时,结果不是0就是1;你不去观察时,它就处于1/2的叠加态。

基于这个思路,我们甚至可以得出全体自然数之和为-1/12的结论。这在数学上当然是荒谬的,但在弦理论、真空能量以及量子场论等物理学分支中,这个"错误"的求和却有着实际应用。这种数学与物理的微妙背离,不禁让人遐想。

模拟说与玄学的奇妙交汇

"模拟说"甚至能为某些传统的神学或玄学现象提供全新的解释框架。

前世今生:在计算机系统中,程序结束时只是告诉操作系统自己已经终止,指示哪些内存可以回收,但并不会立即清空内存中的数据。当这片内存被分配给新进程时,由于各种原因(如栈溢出等),新程序可能会错误地读取到这片未初始化区域中残留的旧数据。这或许就是所谓"前世记忆"的技术解释。

占卜预测:现代CPU为了提高指令流水线效率,都配备了"分支预测"技术。那么,东西方各种占卜术和预测术,会不会是古人摸索出的某种原始分支预测算法呢?

更进一步思考,占卜行为本身可能是一种对概率化命运的观测。正如量子力学中观测会导致波函数坍塌,占卜过程或许迫使系统调用相应的函数,强制渲染未来的场景,使命运从不确定的叠加态变为确定的结果。而占卜师通过某种类似于"拉普拉斯妖"的机制——这个由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提出的假想存在,能够知晓宇宙中每个原子的精确位置和动量,从而预测未来——来感知这个已经确定的未来。

改命解灾:各种传统的改运秘术,如风水术、奇门遁甲等,是否可以理解为对这个"系统"的修改工具?用现代的话说,它们就像是游戏修改器。

这种想法并非毫无根据。在《三国演义》中就有相关描述——虽然小说当不得真,却也可以管窥一豹。比如大家熟知的"借东风",诸葛亮通过设坛作法改变了天气;再比如诸葛亮在五丈原阳寿将尽时,企图通过祈禳之术延寿一纪(十二年),却因魏延的突然闯入而功败垂成。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所在的"系统"虽然允许一定程度的修改,但同样具备相应的反外挂机制。魏延的意外闯入就像是系统检测到异常操作,自动中断了正在执行的"非法程序"。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改命术式往往要求严格的仪式条件——就像软件破解需要特定的环境和步骤一样。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古代的那些"奇人异士",可能都是无意中掌握了系统漏洞的"民间程序员"。而那些流传至今的玄学典籍,说不定就是远古时代的"技术文档"和"操作手册"。

思考的意义

由于知识面的局限,我只能从自己相对熟悉的领域对"模拟说"进行解读。由于水平所限,难免存在错漏,各位读者基于自身的知识体系可能会持相似或完全不同的观点,这都是正常的。

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认为,世界为什么是这样毫无意义,把它当作黑盒处理就足够了,只要知道它会如何反应即可。也有人援引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认为直接把世界当作真实存在,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但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如果不思考,人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思考而活着,人恐怕还不如猫狗快乐。郑板桥虽说"难得糊涂",但只要是人,恐怕都不甘心真正糊涂,更多的只是装糊涂罢了。

西方有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如果上帝存在且全知全能,那么我的思考虽然幼稚,也应在其意料之中,何笑之有?如果上帝并非全知全能,那么人类的思考也许正是祂研究的对象,我又有什么不敢思考的理由?

有些时候,思考不一定是为了改变什么,而是为了理解为什么。换句话说,就是要一个"说法"而已。而这个寻求"说法"的过程本身,或许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

老子所言"绝圣弃智"诸语,当非对寻常百姓之告诫,而是针对执政者的政治箴言。

春秋时期战争,初尚有”不鼓不成列“、"不击堕车"、"不擒二毛"之礼,在晋楚邲之战中,晋军战车陷泥,楚军非但不乘机擒杀,反教其如何脱困,互逞口舌后再战。虽谓"春秋无义战",然其烈度不过今日激烈体育竞技而已。及至曹刿创"鼓不出击"之策,孙武倡"兵者,诡道也"之论,战争规则彻底改变。宋襄公不"半渡而击"的仁义之举,反被视为愚行。战争烈度随之升级,百姓死伤亦剧增。

此乃智巧竞争的必然结果:为胜利不顾底线,则底线必然下移。争斗若取决于谁更无所不为,终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最无底线者反得胜果。

同理,过度追求仁义亦会适得其反。《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中有一典故,"子路拯溺而受牛"被孔子称之为"鲁人必拯溺者矣"的仁义之举,而"子贡赎人,不受其金"却受孔子批评为”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反为不仁。表面的仁智之举,往往暗藏意想不到的后果。

老子何以倡"绝圣弃智"、"无为"、"不争"?盖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殍“。执政者无论提倡何事,其初心如何,民间必然层层加码,终至与原意背道而驰。若提倡逐利,虽本为善事,然不能获利者或转而行窃盗之举,此即"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之理。

故执政者当为刹车而非油门,为舵手而非划桨者。无须事事指导民众所为,只需维护良好秩序,百姓之力自如水般流向恰当之处。此乃老子"绝圣弃智"之深意所在。

关于「中庸」之「中」,传统解读多将其视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如「允执其中」。然而,达至此境殊为不易,正如孔子所叹:「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若借数学原理观之,在一条线段上随机取点,命中中点的概率恰为零。此一数学事实,恰似人事常态——若随心所欲行事,必然「不中」。由此思之,与其执着于不可企及的绝对之「中」,不如将「中」理解为一个动态逼近的过程:既知精确之「中」难以捕捉,我们便不断向其靠拢。这一追求过程本身,或许正是「中」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此理近似于数轴上无理数的逼近:虽无法精确标定,却可通过区间套的极限逐步逼近。

这一过程犹如理想单摆:不论初始位置或当前位置如何,其最终静止点必为「中」。即使在理想状态下永不停息,通过观察两端极值,仍能确定其中心位置。这正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智慧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与老子所言「天地不仁」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不仁」,方能不偏不倚。法律之追求「中」亦然:既保护守法者权益,亦维护违法者应有之权。世人或责法官「过于冷漠」或「不近人情」,然唯有如此,才能公正执法。法院选择天平而非杠杆为标志,亦蕴深意:天平平衡时两端必等重,因其支点本身即居「中」;而杠杆可在不等重情况下平衡,因其支点未必居「中」。基础不「中」,必然导致结果之「不中」。

「中」本身即为难以企及的理想。三维物体的重心虽为其「中」,然投射至二维平面时,其投影未必是该平面图形的重心;同理,二维图形重心的线性投影亦未必是线段中点。是故,我们当效《论语》所示,不断学习,丰富学识,以期在更多维度、更高层次上思考问题,无限接近那真正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