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双足踏山巅，身首却在天外天。
人畜花草如蝼蚁，故将清液撒人间。

我知道，没有过去的后悔药
也没有未来的金手指
我知道，用进废退是单体的奋斗
适者生存是族群的努力
我知道，求爱是个体的争取
拒爱是基因的扬弃
于连离开了维利埃
爱玛嫁给了包法利

我知道，一切的一切
不过是量子的潮汐
遵循不确定的概率
内心如薛定谔的猫那般恐惧
那传说中的拉普拉斯妖
我却找不到它的踪迹

我知道，个体耗尽心力的变异
仅仅是适者生存的选择之一
但是，该爱爱，该恨恨
该悲悲，该喜喜
也许，这个世界只是一个虚拟
而我只是一段按部就班的程序
那我也知道
对我束缚变大的时候
就是我摆脱既定命运最好的时机
因为我知道，
此刻有着最大的离心力

努力吧！
不求结果
只为留下来过的证据

毁灭吧。
也不管这宇宙的结局
大坍缩？还是热寂？

毁灭吧！
灭世的魔鬼
不管你来自天堂还是地狱
极乐还是阿鼻
也不管你就在地球
还是遥远的星际

就这样吧
只有酒精才能让我从虚幻脱离
就这样吧
反正这是酒后的呓语

我知道，花开了，又谢了
结果了，成熟了，又落了
我知道，你来了，又走了
我知道，我来了好久，
也终将离去

我知道什么？
是包容万物的阴阳五行？
还是预知治乱兴衰的七政四馀？
是实现星际穿越的虫洞？
还是擦肩而过前后的蓝移红移？
是引导逃离奴役之路的哈耶克？
还是实现国富的亚当·斯密？

天花乱坠，醉眼迷离
恍若自己手持生花妙笔
是无所不知的再世苏格拉底
忘了这只是酒精入脑的刺激
可惜啊可惜
其实我知道个鬼！

于儒道释三教而言，吾以儒生自居，道家有所了解，对佛家而言，我只是了解一些浅显的常识，但对当今佛教乱想，亦深感痛心，故紧跟时事，有诗二首。

其一 古风

明镜蒙尘污菩提，欲壑难填没须弥。
当年枯木遭妪弃，而今八戒无人习。
六根不净为方丈，五毒俱全称首席。
四大皆空空戒律，三宝不持号僧尼。
彼岸花开财色渡，苦海浮沉心自怡。
若问般若如芥子，谁知因明和禅密。
只求油钱香火旺，哪管禅心需于泥。
大雄宝殿何者据，波旬徒子着缁衣。

其二 绝句

佛祖拈花余惹草
金刚怒目我贪财
轮回六道等闲视
无间阿鼻作镜台

说起来我也算一个易经爱好者，但并非崇古派。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越古朴原始的理论，因其粗糙反而适用范围越广；越精细新潮的理论，却往往只适用于特定场合。这不仅体现在哲学领域，科学亦然——日常生活中运用牛顿力学的场景远多于相对论。

具体到易经，阴阳学说便是典型例子。"万物皆有正反两面"这一观念极易套用于各种新生事物。虽然现代物理学中存在磁单极子、电子等所谓"孤阴""纯阳"现象，但一方面普通人对此了解甚少，另一方面即便是磁单极子，也需要两种不同类型的存在我们才能区分N极或S极；电子亦需质子作为参照，我们才能认定其为"孤阴"。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这些原始理论的粗糙与简单，后人得以在此体系中注入新的观点和解释，使之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易传》对《易经》的哲学化阐释是第一次重大扩充；汉易引入纳甲、旁通等解卦方法，发展象数释卦（《易林》中大量异于《说卦》的新卦象），甚至通过谶纬学影响历史进程，又是一次重要发展；宋代提出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太极图等重要概念，以邵雍为代表，"穷三十年之精神观察天地自然之消长，推究宇宙万物之原理，深研人事之变化"，运用伏羲先天易数将自然与人事系统化组织，形成以数理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对比春秋易、汉易、宋易，若非共用一套符号系统，实难觅其共同点。

卜筮之道的演变亦可为证。从原始龟卜之"像"到蓍草之"卦"，皆以阴阳为准绳；后来的三式、四柱、六爻却以干支为推演基础，五行为判断依据。虽说"一通百通"，但硬要说是同一体系未免牵强，现实中精通多门术数者亦属罕见。

从国际视角看，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虽同源而发展迥异，足见当初规定越细致、越具时代适应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容，后来反而越难注入新的阐释，越容易与现实脱节。

当然，并非所有传承至今的古代经典都能指导当代生活。我们认为"有用"的经典，基本都具备体系简洁、内容相对模糊、易于扩充的特点，这就是所谓的“大道至简”：正是因为“简”，才更有普适性，如果说得太多太具体，反而会缩小其适用范围。

因此，易经等古代理论之所以至今仍被认为有用，主要在于"旧瓶装新酒"与"六经注我"。至于为何人们偏好"旧瓶装新酒"而非另起炉灶，这是个复杂问题，或需专文论述。简言之，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古尊老的习惯密切相关，《黄帝内经》《阴符经》等莫不如是。
所以，真正有用的不仅是原始经典本身，更是历代的创新阐释。若采取"原教旨主义"式的生搬硬套，必然缘木求鱼、引喻失义。

这是我在知乎上对问题易经是很古老的东西，为什么现在还能用？的回答

老子所言"绝圣弃智"诸语，当非对寻常百姓之告诫，而是针对执政者的政治箴言。

春秋时期战争，初尚有”不鼓不成列“、"不击堕车"、"不擒二毛"之礼，在晋楚邲之战中，晋军战车陷泥，楚军非但不乘机擒杀，反教其如何脱困，互逞口舌后再战。虽谓"春秋无义战"，然其烈度不过今日激烈体育竞技而已。及至曹刿创"鼓不出击"之策，孙武倡"兵者，诡道也"之论，战争规则彻底改变。宋襄公不"半渡而击"的仁义之举，反被视为愚行。战争烈度随之升级，百姓死伤亦剧增。

此乃智巧竞争的必然结果：为胜利不顾底线，则底线必然下移。争斗若取决于谁更无所不为，终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最无底线者反得胜果。

同理，过度追求仁义亦会适得其反。《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中有一典故，"子路拯溺而受牛"被孔子称之为"鲁人必拯溺者矣"的仁义之举，而"子贡赎人，不受其金"却受孔子批评为”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反为不仁。表面的仁智之举，往往暗藏意想不到的后果。

老子何以倡"绝圣弃智"、"无为"、"不争"？盖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殍“。执政者无论提倡何事，其初心如何，民间必然层层加码，终至与原意背道而驰。若提倡逐利，虽本为善事，然不能获利者或转而行窃盗之举，此即"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之理。

故执政者当为刹车而非油门，为舵手而非划桨者。无须事事指导民众所为，只需维护良好秩序，百姓之力自如水般流向恰当之处。此乃老子"绝圣弃智"之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