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老子为什么不把大道的真相直接告诉世人？我认为老子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够明白了，钥匙就在于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提出的"易三义"，即"简易、变易、不易"。通过这三个维度，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道德经》所揭示的哲学智慧。

让我先对"易三义"做一个简单类比：当我们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体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我们用"运动"这个概念来描述它，这就是"变易"；为了描述运动的规律，我们引入"速度"的概念（即位移和时间的比值），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描述任何物体运动的方向以及快慢，也就能预估物体在某一时刻的位置，这就是"简易"。如果要继续深入，当速度也在变化时，我们用加速度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变化。如果加速度也是变化的，我们可以继续求导来描述它。在这里，"求导"就是"不易"，只要变化是连续的，我们就可以在任意层面上描述运动。所以，"易三义"的本质含义可以理解为"现象、规律、本质"。

变易：道的变化本质

《道德经》开篇便揭示了核心奥秘："道可道，非常道"，帛书版本为"非恒道"，通行本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而改"恒"为"常"。这样看来，这句话的深意并非如通常理解的"可以言说的道已经不是真正的道"，而是在告诉我们：大道是可以言说的，但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正的大道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此时此刻的"道"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置诸四时皆灵的恒定法则。紧接着的"名可名，非常（恒）名"可以看成这一句的互文，从另一角度说明没有"恒常"的事物，在后文中老子也多次使用相对的概念来说明追求"恒常"是不可能的。这一理解与"易三义"中"变易"原则相呼应，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对宇宙本质的一致洞察，也与马克思哲学中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惊人地相似。

简易：变化的基本规律

那么，"道"是如何变化的呢？后人根据《道德经》总结出了"大道至简"。这对应"简易"原则，"简"并不是说大道很简单，而是说大道的变化规律很简单。何谓"简"？老子在《道德经》中以"治大国若烹小鲜"形象地阐释了"简"的精髓——以最小的干预达成最大的效果。烹饪小鱼时若频繁翻动，反而会使鱼肉破碎；治理国家若过度干预，反而会扰乱社会自然秩序。这种"不折腾"的智慧也反映在自然界中，如光在传播时总是选择耗时最短的路径（费马原理），因此在通过不同介质时会发生折射。这些现象都体现了自然界追求简约效能的基本规律。

《系辞》中明确指出："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这一段从乾坤出发，指明了"道"的变化遵循着极为简单而深刻的规律：阴阳消长、阴阳互根、阴阳互生，动极生静，阳极生阴。老子在《道德经》中多处阐释了这一规律：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述，实则都在揭示一个统一的规律：事物发展到极端时，必然向其对立面转化。当社会秩序过度强调某一方面时，必然导致其对立面的兴起。这就是为什么"大道废"时才"有仁义"，为什么需要"绝圣弃智"才能使"民利百倍"。老子并非反对智慧或道德，而是警惕任何发展到极端的事物，因为极端必然引发反转。同样地，《周易》经传中的"亢龙有悔"、"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等表述，都体现了这种变化规律，这也就是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不易：变化中的恒常

再来看看其中的"不易"原则，与现代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定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动点定理"指出，一个物体在原地变形时，无论如何变化，至少有一个点保持不动。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空间的一切变化都看作这种连续变形，那么在这些变化中，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呢？

老子给出了答案："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不仁"并非无情，而是指自然规律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它超越了人为的道德评判，以一种无为的方式运行。同样，阴阳相生相克的规律也是恒常不变的，尽管具体的阴阳消长状态随时在变化。

变化是永恒的，我们想要找到它的规律，可规律本身也有变化的规律，怎么就"不易"了呢？这是因为"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对于一个数列，我们不用求出它的每一项，只要得出通项公式即可，甚至只要得出递推公式就可以用程序进行计算了。这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奥妙所在。

观察之道：超越主观的认识方法

那么，如何才能观察和把握这种变化规律呢？老子提出："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这一方法论与宋代理学家邵雍在《皇极经世》中所说的相契合："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性则无我，情则有我。"这揭示了一个重要真理：只有当我们能够超越自身的主观立场，跳出狭隘的自我中心视角，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

现代科学，尤其是量子物理学，同样发现观察者与被观察物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指出，观察者的介入必然影响被观察系统的状态。拿光的衍射和干涉现象来说，每次观测的结果就是"以我观物"，是明确的，但不完整；而概率波的分布则是"以物观物"，不那么明确，但包含了所有可能性。这可谓与古人不谋而合，都意识到了客观认识世界的困难性及克服这种困难的必要方法。

临界与渐变：道家的核心关注点

从更深层次看，《道德经》之所以被有些人认为"没有把大道说清楚"，恰恰是因为它的重点在于描述边界混沌的转化状态——"太阳生少阴"和"太阴生少阳"这两种关键的转折点。这就像冬至和夏至，是阴阳消长的临界状态，是变化最为微妙而重要的时刻。

关于这种转折，可以用一个地理学例子来说明：如果你一直往北走，当到达北极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头顶，所有的方向都变成了"南"，这不就是"北极生南"吗？这种临界点的转变往往难以预测，却对整个系统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对于少阳成长为太阳和少阴成长为太阴的渐进过程，老子较少论述，因为这些渐变过程相对可预期，也比较容易掌握。

道家与儒家：互补而非对立

相比之下，儒家思想则更多关注这种渐进的成长过程，强调如何在既定秩序中完善自我、实现价值。如果用天时来比喻，道家关注的是冬至夏至这样的临界转折点，而儒家关注的是春分秋分这样的平衡状态。这并非对立，而是互补——道家洞察变化的根本规律，儒家探索稳定中的发展之道。

《周易》集大成地融合了这两种思想，既包含对阴阳变化临界点的关注，也包含对渐进发展过程的指导。这也是为什么《易经》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总纲，而道家和儒家则各自发展出对特定领域的深入洞察。

大道的现代启示

老子并非有意隐藏大道的真相，而是以其特有的智慧，聚焦于最难把握却最为关键的变化临界点。他用简约而深刻的语言，揭示了宇宙最根本的运行规律：变中有常，常中有变；极则反，盈则亏；无为而无不为。这些洞见超越了时代局限，至今仍能为我们理解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智慧指引。

在当今这个变化加速、不确定性增强的时代，老子关于把握变化规律、顺应自然本性的思想，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在个人修养层面，它教导我们保持平和心态，不走极端，懂得在高处见谦卑，在得意时思退路，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也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在组织管理方面，它提醒领导者警惕过度集权可能导致的反弹，以及过度干预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正如"太上，不知有之"所言，最好的领导是让下属感受不到管理的存在，却能自觉高效地工作；

在社会治理层面，它启示我们关注社会发展的临界点和转折期，"反者道之动"，因此要防范极端化倾向，维护社会的动态平衡。

老子的智慧教导我们在变化中寻找不变，在对立中发现统一，在复杂中把握简单。这才是老子留给世人的真正智慧，一种穿越时空的永恒启示。

这篇文章的观点来自于我在知乎上的一个回答，然后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论述，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对于文学作品的选题，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描写个人情爱是小爱，对国家民族的爱才是大爱！对此，我不敢苟同。细究起来，所谓个人情爱和家国大义本质上是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没到手之前各种甜言蜜语，有朝一日得手后，常常就会翻脸不认人。歌曲《吻别》中所唱的"就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真的仅仅是描述男女之间的感情吗？历史上众多的"闺怨诗""宫怨诗"，难道都是文人墨客作为"妇女之友"想为她们发声所以写就的吗？这些作品之所以穿越时空、引发共鸣，恰恰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结构——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家国关系，都包含着承诺与失信、热情与冷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张力。

真要比较起来，或许个人情爱比家国大义更具永恒性。按照马克思历史五段论的观点，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最早的原始社会是没有家国概念的，而马克思设想的最终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实现国家的消亡。这意味着，家国作为一种社会构建，有其历史的起点和终点。

而个体之间的情爱呢？追本溯源，它的出现远早于人类文明。在生物学角度看，这种情感可能在有性生殖进化出来的那一刻起就以原始形式产生了。即使在遥远的未来，人类作为物种不再存在，情爱的本质——生命间的吸引、结合与繁衍——仍会在其它生命形式中继续。从这个宏大的时间尺度来看，家国大义才是历史的暂时现象，而个人情爱的基本模式反而更加长久、更具普遍性。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其他物种之间的吸引只是本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思考：人类的感情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特殊和高尚吗？无论是对伴侣的爱恋，对子女的疼爱，还是对家园的眷恋，对民族的忠诚，这些看似崇高的情感，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基因为了自我延续而发展出的高级适应机制？这并非是要贬低人类情感的价值，而是提醒我们，所谓大爱小爱的区分，可能源于我们对自身情感本质的误解和人为分级。

当然，由于个人的渺小，个人情爱很多时候会受到国家民族大事变化的深刻影响。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破镜重圆典故中的乐昌公主和驸马徐德言因陈朝灭亡而夫妻分离；《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和焦仲卿即使没有婆媳矛盾，或许也难逃几年后孙吴屠庐江的历史浩劫；《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爱情悲剧，背后也有东晋门阀制度的社会背景。无数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故事，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相互交织。

然而，这种影响并非单向的。历史同样证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时也会因为某些个人的情爱而发生天崩地裂的变化。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最终导致西周灭亡；吴三桂因陈圆圆被掳而"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间接促成了李自成的覆灭；西方历史上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据传也是因帕里斯与海伦的爱情而引发。这些例子表明，个人情感有时能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触发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国家民族命运的并非只有帝王将相的爱恨情仇，普通人的情感故事同样能成为历史变革的催化剂。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悲剧最终促成了蒙太古与凯普莱特两大家族世仇的和解，改变了整个维罗纳城的政治格局。虽然这是文学作品，但它反映了个人情感如何影响社会结构的深刻洞察。

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表面上是由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引发的。但历史研究显示，普林西普参与刺杀的动机之一，是对他暗恋的女孩伊莱娜的爱慕。伊莱娜的民族主义情感影响了普林西普，这段私人情感间接成为了改变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

在文学作品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描绘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普通俄罗斯人的情感生活如何与国家命运交织。小说中的娜塔莎、皮埃尔、安德烈等人的爱情故事，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展现，更是那个时代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缩影。托尔斯泰通过这些看似"小爱"的描写，实际上呈现了一幅更为宏大的历史画卷。

《三国演义》中，董承的衣带诏是如何暴露的？正是因为府中小人物家奴秦庆童与侍妾云英的私情，导致机密泄露，最终引发了董承等人的满门抄斩，间接影响了汉末政局。这些历史和文学事例无不说明，历史长河中的重大转折，有时恰恰源于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情感。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其实并未简单地将个人情爱与家国大义对立起来。相反，儒家构建的社会伦理体系认为要实现家国大爱，必须从个人情爱做起，这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个人的修养与亲密关系是通往社会责任和国家担当的必经之路。每个人都应从自己的个人情感出发，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在面对家国大义时，自然会做出合适的选择。

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是这种情感递进观的生动表达。这表明，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个人情感并非独立于社会责任之外的"小爱"，而是通往"大爱"的必要基础和起点。忽视或贬低个人情感，反而可能导致"大爱"的空洞化和形式化。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真正的家国情怀，应当建立在对个体生命和情感的深切理解与尊重之上。

在当代多元化的文学语境中，"大爱小爱"的二元对立显得尤为狭隘。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莫言的《丰乳肥臀》等，无不是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历史交织在一起，既有对个人情感的细腻描写，也有对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们超越了简单的主题分级，而是通过个体的具体情感来折射历史的复杂面貌。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通过温斯顿与朱莉娅的禁忌之爱，揭示了极权主义对人性的扼杀；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通过弗洛伦蒂诺对费尔米纳长达五十多年的执着爱恋，展现了拉丁美洲社会的变迁；库切的《耻》则通过一位教授的情感危机和道德挣扎，探讨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社会创伤。这些作品都证明，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会将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割裂开来，而是通过个人情感的微观叙事，展现时代的宏大图景。

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普遍认为，文学价值不应仅由主题的"大小"决定，而应考量作品的真实性、复杂性、艺术性等多维度标准。正如法国作家福楼拜所言："没有美丽的主题，只有美丽的处理。"一首描写爱情的小诗，如果情感真挚，艺术精湛，可能比一部空洞说教的爱国小说更具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因此，我认为文学作品的选题不应拘泥于所谓的大爱小爱之分，而应回归文学的本质——真实记录人类情感和经验的复杂性。只要是真挚的情感，无论是对恋人的爱慕，对亲人的牵挂，对故土的眷恋，还是对民族的忠诚，都值得记录，都值得表达。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不是通过直接宣扬某种宏大主题，而是通过对具体个体生活和情感的真实描绘，让读者自然而然地体会到更广阔的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作品面临的首要挑战不是主题的高低，而是能否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否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脱颖而出。一部作品是否有价值，最终取决于它能否触动人心，能否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对于大多数作者和读者来说，文学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通过真实的情感表达，搭建起人与人之间理解和共情的桥梁。

正如普希金所说："诗人啊，你自己是你的最高法庭。"在文学创作中，作者应当首先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艺术追求，而非外在的价值评判。因为唯有发自内心的创作，才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唯有对个体情感的真诚呈现，才能最终映照出时代的面貌和人类的共通性。这或许才是文学，无论古今中外，始终保持其独特魅力的根本所在。

酬恩何必允姻缘，
不过蛇妖爱美男。
貌丑来生牛马报，
颜高今世凤龙眠。
雄黄饮下三魂去，
仙草求来七魄还。
天地殊途生雪雨，
人妖异路起波澜。
或言法海人多事，
或道许仙志不坚。
妻锁杭城夫遁润，
儿随姑母父修禅。
亲分日夜如汤煮，
家散晨昏似火煎。
身困浮屠应有悔，
水淹山寺岂能安？
早知恩义成枷锁，
何不当初助禄官。

这首诗为了写成排律，还是做出了很多牺牲的。如果写成乐府的话，应该会更生动一些。还有就是为了点明主题，在《白蛇传》这个故事中尽拣不好的来说了

自己创作旧体诗，究竟应用新韵还是旧韵？我认为，若仅为个人娱乐，用何种韵脚实则不拘。平水韵、新韵，甚至方言韵，皆可自由尝试。诗之精髓在于佳句，押韵不过是形式，好的句子才是诗魂所在。

然而，若有流传之志，我建议还是遵循平水韵体系。理由有三：

其一，平水韵历经千年检验，自成体系且相对稳定。新韵则随语音演变而不断调整，这种变动使诗歌韵律缺乏恒定性。试想，难道每次语音演变都要重新编订韵书吗？

其二，新韵往往受政治区域影响。若遇多个政权并立之时，韵书标准可能各异。同一首诗在不同地区是否押韵，岂能依据政权正统与否来判定？举例而言，若有人作"孑孓伫悬崖，日出迷雾开"，因为"崖"字读音问题，难道要说此诗在台湾写的算押韵，在大陆写的就不合韵了吗？或者说49年以前写的算押韵，以后写的就不押韵了吗？这显然不合理。

其三，平水韵的稳定性赋予诗歌超越时空的审美一致性。古今诗人用同一套韵部创作，形成了互文性的传统纽带，有助于作品在时间长河中保持价值。

不仅用韵如此，在诵读格律诗时，我同样主张遵循古音。比如读叶韵时应当按古音念，遇到入声字也应适当变调以符合平仄要求。我的逻辑很简单：格律如同音乐曲谱，诵读便是演奏。既然演唱歌曲时我们会根据曲调调整发音（如"你知道我在等你妈"、"让我一次爱个狗"中的谐音变调），那么读诗时为何不能为了韵律之美而做同样的调整？

诗歌的生命力在于其音律与意象的和谐统一。无论选择何种用韵体系，最终都应服务于诗歌本身的艺术表达，而非拘泥于规则本身。用平水韵，是尊重传统；灵活变通，则是对诗歌艺术本质的理解。

这是我在知乎的一个回答，原帖在 这里

其一

谁人怜我，我怜何人？
时至端午，难晓本心！
曹氏女投江寻父，
宁令哥持刀弑亲。
骨肉至亲皆难信，
茫茫人世如密林！
风萧萧，雨淋淋，
元亨利贞何是真？
夏至将至百虫起，
雄黄艾草保躬身。
时不利兮灵均没，
运不遂兮子胥刎。
名曰端阳阳气盛，
一索得女乾生巽！
天道茫茫何人解？
请君听我端午吟！
端午晴，端午阴，
端午凉，端午温。
巽离坤兑，乾坎艮震！

女王大人发话，不喜欢我前一首阴郁的气质。所以我另写了一首积极向上的五律，希望我的女王大人知道，她的骑士永远忠诚可靠，永远会为她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永远会为她遮挡一切风霜雪雨！

其二 五律

端午气极阳，男儿当自强。
九折河入海，百炼铁成钢。
纵有千般险，心无半点慌。
为人夫与父，甘苦我先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