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存天理，灭人欲”往往是一句带有压迫色彩的封建口号，似乎早已被尘封于历史的故纸堆中。今日，我愿就此分享一些个人浅见，尝试为其拂去历史的尘埃，探寻其在现代语境下的真正价值。
追根溯源，此语由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提炼自张载的“灭理穷欲”与二程的“灭私欲，则天理明”。其思想源流，更可上溯至《中庸》的中和之道与《道德经》的清心寡欲。然而，自近代以来，对这句话的批判声不绝于耳，以至于它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负面烙印。这其中的症结，窃以为在于两个未能厘清的关键问题：
- 判断的圭臬：究竟何为“天理”，何为“人欲”？其判断标准何在？
- 适用的边界：这句话究竟是对谁的要求？是施于万民的统治工具，还是用于个体的修身准则？
首先，我们来探讨其判断标准的核心困境。传统观点常以生存所需为“天理”，超出生存所需的为“人欲”。譬如，娶妻生子是天理，流连青楼便是人欲；粗茶淡饭是天理，穷奢极欲便是人欲。此种二元划分，虽看似清晰，便于操作，却失之于刻板，完全忽略了人性的复杂与个体的差异。
而在我看来，真正的分野或许在于内心与现实的双重检验。一种欲望，若能让你理直气壮地言之于口、行之于事，且其行为不至招致社会秩序的强力反制，那么它便可归于“天理”之范畴。因为这样的欲望，通常既不违背法律的刚性约束，也未触碰社会道德的柔性底线。反之，那些只能在心中幽暗角落盘旋，自己都羞于启齿、不敢付诸实践的念头，便属于需要警惕和克制的“人欲”。这恰如《毛诗序》所言的“发乎情，止乎礼”。
于此，或有人以“厚脸皮”者为诘：若有人无视道德，其行虽不违法，亦无强力干预，又当如何？这恰恰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有没有可能，是既有的道德标准本身滞后了？这些看似“厚脸皮”的个体，或许正是某个时代变革的先行者。
循此标准，我们便会发现，“天理”与“人欲”的边界，远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满了动态的、个性化的色彩。诚然，世间存在普适性的天理（如饥食渴饮）与人欲（如非法侵占），但更多的情形是因人、因时、因势而异。例如，“营养均衡”是天理，但对不同体质、不同年龄的人而言，其标准千差万别。一个已婚者倾心于他人，此为“人欲”；若其婚姻状态改变，这份情感便可能转化为通往幸福的“天理”。同样，一位各方面条件优越的男士追求同样出色的女士，这在世俗眼中是“天理”昭彰的“门当户对”；而若另一位条件相去甚远者也执意追求，其行为便可能被视为不自量力的“人欲”。再如某著名张姓导演年届五十与二十岁的女友结合，在当时备受争议；而二十五年后，当他们已是七十五岁与四十五岁的伴侣，世人的眼光是否也觉得此事多了几分“天理”？
综上所述，“天理”与“人欲”的标尺，是流变而非恒定的，正应了《道德经》所言：“道可道，非常道。”由此，“存天理，灭人欲”的真正适用对象，便也呼之欲出——它不是指向统治者或平民的外部规训，而是指向“自己”的内在修行。若以此要求他人，鉴于每个人心中的“天理”不尽相同，便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最终难道要以社会地位的高低来裁决吗？
许多至理名言的命运皆是如此。朱熹另一句备受诟病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内核与孟子的“舍生取义”并无二致，皆是强调精神价值高于物质生命。然而，“舍生取义”之所以光辉，在于它是对自我的要求；而“饿死事小”之所以被唾弃，在于它被异化为要求他人的道德枷锁。若将“舍生取义”也用以强求他人，你看大家反感不反感？
由此可见，诸多箴言，本是砥砺自身的明镜，一旦被用作审判他人的权杖，便会扭曲变形，失去其本来的光辉。